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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善于尊重并勇敢借鉴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法律文化，为人类共同的法治文化做出贡献。

[15]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这一领域产生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这一互动过程中……公共利益的公共因素与契约的私法因素糅合在了一起……这既不是一个纯粹的私人领域，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31]中国借鉴外国法的形式包括三种：第一，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在涉外领域，如涉外经济、贸易、婚姻、继承、犯罪、诉讼等，参照国际惯例和外国法，制定和修改中国相关领域的涉外立法。

[13] 刑法作为被国家干预最强的法律部门，出现了诸如刑事自诉制度的确立、刑事和解、罪犯的社区改造及有关犯罪的非刑罚、轻刑处理等现象，有的国家还存在辩诉交易、赔偿性替刑措施（即通过赔偿被害人损失作为刑罚的替代措施）、监狱的私有化、侦查权的私人化等其他私法性质的制度和实践。第41条规定国家所有权制度，法律规定专属于国家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取得所有权。法律体系的协调和完善毕竟是第二位的，中国立法的实践表明，不能为体系而体系，它必须服从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变化。本文的分析框架是双向度的，即规范性法律文件和法律规范的性质。另外五个部门即婚姻家庭法、经济法、财政金融法、生态法、劳动和社会保障法是分化和组合的派生部门。

程序法有别于实体法，它不具体规定个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而是用来主张、证明或实现权利义务的手段，或者确保被侵犯的权利得到救济。比如中国目前存在的政府采购合同、政府特许经营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农村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社会保障合同、社会保险合同、环境保护合同等，这类合同是直接体现政府意志并具有经济、社会、文化内容的合同，其本质是国家或政府实施经济—社会管理、分配公共资源、执行产业政策、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手段。（注：〔美〕比尔·克林顿：《希望与历史之间》，海南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90页。

正因为如此，我国才把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相提并论。代表应当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人民代表享有宪法所规定的一系列权力和权利，同时就必须承担参加会议和联系选民两项最基本的职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法律功能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发现法律制度的缺陷或漏洞，从而进一步加以完善。

人民的意志通过全国人大代表反映出来，上升为国家意志，于是就成为法律。）目前，我国政治法治化的最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法治化。

法律为政治统治权力披上合法的外衣，使其具有社会正当性。（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脱离开法制，即使号称所谓大民主，实际上只能使大多数人不自由，只能造成动乱，因此决非真正的民主，决非社会主义民主。对于这些现有诉讼制度无法规范的政治行为，只有留待以后建立的宪法诉讼制度加以调整。

政治问题法治化是政治法治化的第四要素。同时，又不能仅仅停留在国体和政体的原则上，而要看到这些原则必须具体化为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特别是平等权利，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大多数人的统治权力。这些权力关系都要经由一定的法律机制加以协调，在不同的国度，协调的方式可能互有差异，因而形成不同的国家结构形式和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比如，我国税法的一项重要改革，就是实行分税制。

作为一种有计划有步骤的政治变革，往往都伴随着法律的运作。当然，也应看到，法律对于政治行为的规范功能是有一定限度的，并非任何法律部门都能规范任何政治行为。

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的体现，把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或者是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同时，法律要服务于政治，与法律相比，政治占有主导地位，这既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一种现实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同和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民主观，但又有所发展。因此，在法律命题之中，必须或多或少地体现着一定的政治思想。再一点，我们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固然应该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而每一个代表主要还是应反映本选区局部的普遍意志。（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0页。那么上面所揭示的问题能够说明什么呢？我们认为，之所以造成大多数公民不知法或知之甚少，与我国立法制度尚不健全有关。当各个局部、许多个特殊反映上去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加以统筹，在这诸多特殊局部意志的基础上概括出整体直至全国人民的普遍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载入法律条文，就象基层代表概括各个选民的意志那样。

而世俗化代表性地意味着权威人物传统型和领袖型魅力型标准的削弱，法理型日益占据上风。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离开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而可能会导致无政府主义。

间接民主只有以直接民主为牢固基础才能更充分显示它的意义。（注：江泽民：《关于讲政治》，人民日报，1996年7月1日。

克林顿在《希望与历史之间》一书中写到：美国人不是通过种族、宗教或任何其他显著的特性联结在一起的，而是通过共同忠诚《独立宣言》、《宪法》和《权利法案》，通过共同接受公民身分的权利和义务的共同性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政治权利的范围有不同的界定。

民国初年，文化怪杰辜鸿铭曾发表过一段挺严肃的议论：真正的民主，其实质不在于民主的政治，而在于民主的社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立法权本质上属于人民。显然，敌人是一个政治术语，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比如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条曾规定，立法目的之一是打击敌人。

在人治或专制社会中，统治者往往也要用法律的手段使自己的政治统治合法化，获得一种社会的遵从和国际的承认。到这一天，政治法治化、法制的民主化就不会再是空洞的和鲜为人知的名词了。

若把上面所说的看成实体内容的话，这方面就可以认为是对实体部分的程序保障。）国家的基础一步一步由血缘、族类向法律过渡，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向。

民主之于政治，就其功能而言，虽不必然能够达到最好，却一般可以防止发生最坏。把政治领导、政治决策、政治组织、政治协调、政治监督等政治管理方式纳入法律轨道，保证政治法治化的形成和维持。

这时，代表应该把法律草案拿到选民中去征求意见，再由人大对法律草案进行修订，通过以后继续由代表向选民进行宣传阐释。在政治斗争中，主体各方都力图居于支配和控制地位，即掌握政治统治权。直接民主存在的地方应是人口较少而集中，大家互相了解。他指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

从法治发展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法治国家建设也经历了从学术争论到宪法定位、从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到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从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开辟。政府与公民、差异化主体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从本质上区别于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也是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必然方向。

虽然现代社会管理呈网络状态，具有多个层次和多个方面，全球化的大潮又方兴未艾，但国家政府仍然是最具权威性的管理主体。一方面，通过法治对权力进行界定、规范、约束和控制，从而切实有效地保护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权力本身的保障。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追求作为公民的幸福感是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的应有之义。四、结论 构建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必须将法律当作解决新时期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将社会矛盾的解决和民众正当利益的保护都纳入法治轨道。